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赢波娱乐开户:重读|27年前 李学勤先生这样谈走出“疑古时代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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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重读年前李学勤先生这样谈走出“疑古时代”(全文)年月日::来源:凤凰网国学人参与评论*本文来源于《中国文化》杂志社,凤凰网国学受权发布。全文余字,李零、魏赤整理,原刊《中国文化》年秋季号。题头语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于年月日晨辞世,享年岁。先生曾担任《中国文化》学术顾问,并蒙多次赐稿。本刊年秋季号曾刊发先生《走出“疑古时代”》文,此系先生阶段性的代表作。倏忽已近三十载矣。哲人其萎,不胜感念。现重新刊布,以志深切哀悼之情。李学勤先生《中国文化》编者按本文是李学勤先生在次小型座谈会上的讲演,着重谈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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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读|27年前 李学勤先生这样谈走出“疑古时代”(全文)

2019年02月26日 12:21:38

来源:凤凰网国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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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本文来源于《中国文化》杂志社,凤凰网国学受权发布。全文11000余字,李零、魏赤整理,原刊《中国文化》1992年秋季号。

[题头语]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于2019年2月24日晨辞世,享年86岁。先生曾担任《中国文化》学术顾问,并蒙多次赐稿。本刊1992年秋季号曾刊发先生《走出“疑古时代”》一文,此系先生阶段性的代表作。倏忽已近三十载矣。哲人其萎,不胜感念。现重新刊布,以志深切哀悼之情。

李学勤先生

[《中国文化》编者按]本文是李学勤先生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的讲演,着重谈到了现代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意义,讲演者尤其痛感“疑古”思潮在当今学术史研究中产生的负面作用,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,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,我们应从“疑古”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,真正进入“释古”时代。

话题: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

谈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,特别是一些新的考古发现,它们对研究古代历史、文化,特别是在座各位关心的思想文化会有什么影响,这个题目,还是很值得研究的。考古发现对研究历史作用很大。这一点,恐怕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。这点恐怕是一个常识。不过,很少有人想到它对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。大家都重视的不够。关于它有这种作用,很多人不这么看。为什么?我想这里有个原因;就是早期的考古学本来就不强调思想文化的研究。特别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,英国的柴尔德,就是Gordon Childe,他给我们带来一种影响。大家知道,柴尔德这个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。比如从他的书,像《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》等等,我们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。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,他带来了早期考古学上的丹麦学派的影响。因为丹麦学派本来是搞博物馆,它的创始人,就是发明“石器时代”“铜器时代”“铁器时代”这些词的。他们都是搞博物馆的,光摆东西,不大讲,当时也不可能讲思想文化。所以,柴尔德的书也带来了一些这样的影响。我们大家都知道,在苏联,很长一个时期里,他们的考古研究所不叫“考古研究所”,他们不用“考古学”这个词,是叫“物质文化研究所”。什么叫“物质文化”?这个词不大清楚。因为考古发现的东西是不能用“物质文化”来限定的。考古挖出来的东西,怎么都是“物质文化”呢?我自己从来都不这么看。所以,我写那本《东周与秦代文明》的小册子,里面就特别讲到一段话。后来好多人都引用这段话,幸亏大家觉得还可以。那意思就是说,考古学发现的东西,当然是物质的,但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。其实道理很简单,比如一个墓葬,它总有一定的葬仪,一定的礼制;这些东西都是精神的东西。一个铜器、一个陶器,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,当时的风俗习惯。如果你只是从物质上来看,那么,这样的考古学,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虑了。这是我的一种看法,向大家请教。那么,今天我就想讲讲考古文化对于精神的东西有什么影响。

两种考古证据

我想大家都知道,把考古学的东西和历史学的东西放在一起来研究,特别是把地下的东西和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来研究,从方法上讲,是我们大家尊重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。王国维先生提出来二重证据法,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,这是很有名的。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。

王静安先生是讲“二重证据法”,最近听说有学者写了文章,提出“三重证据法”,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。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。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,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。像楚简就是第三类。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,一种是有字的,一种是没字的。有字的这一类,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。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,当然也就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。

我是不是先用比较简单的话说说那些没有字的东西?没有字的东西,在我看来,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,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。最近我很推荐考古所张长寿先生写的一篇文章,在《文物》今年第4期发表, 题目叫《“墙柳”与“荒帷”》。特别是里面讲了铜鱼,这见于礼书的郑玄注,用考古材料一讲就清楚了。类似这样的研究,今天不可能多谈。考古发现的东西,或者遗址,或者墓葬,或者建筑,或者服饰,或者各种器物的形制,都可以印证古书。而印证古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可以了解古书的真伪。像墓葬中这些铜鱼,作为棺盖上的装饰,一串串的,现在我们知道,这些东西主要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。最近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发现这种铜鱼很多。墓打开一看,张长寿先生在那儿说,这和我们在沣西挖的东西一样。我们挖的墓大多是盗过的,这儿是完整的。这样一些材料,可以印证古书的一些讲法。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《仪礼》这本书确实是讲春秋的,至少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和春秋时代有关。

这些都是没有文字的东西。我想这些是比较直接的。还有一些是比较间接的。既然是间接的,那就不一定很准确了。但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体会的。比如说前一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良渚文化出土的大玉琮。那种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:你从侧面看是一个玉琮,但从上面看就是一个玉璧,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。很多人都知道璧是礼天的,琮是礼地的,这个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结合起来的。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推论,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是对的,可是至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讨论良渚文化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,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。当然这些是间接的,不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铜鱼,是可以直接看到的。这类情形,我们还可举很多例子。它不仅可以证明我们对很多问题研究得不够,而且还可以证明很多古人本来讲的是对的东西,后人却怀疑起来了,结果最后证明,他们的看法还是对的。

有一个例子可能不恰当,聂崇义的《三礼图》,它的内容很多可能是从汉代和六朝的一些图传下来的。它把牺尊每每画成一种动物形状,背上揹着个尊。宋仿的铜器很多是这个样子。后来人就说这种东西是杜撰,牺尊不是这样,没有动物身上揹个尊的。现在像这样的东西出了好几件,最近文物精华展上看到的一件,完全是这个样子,可见《三礼图》虽然画的不一定都对,但是并非毫无所据。所以,我们对古代的东西别那么轻易怀疑。当然,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。带文字的考古发现,即第三重证据,是更重要的,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。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,都是带文字的材料。20年代,他写了《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》,你们知道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哪儿吗?大家可能不知道,这篇文章是发表在《科学》杂志上。《科学》杂志是卢于道主编的,他和秉志、胡先骕等是当时的留美学生,这些人回来后成立了一个中国科学社,出版了《科学》《科学画报》,后者由卢于道和他的夫人卢邵瀞容主编。说起这两个人,我总是带着敬佩之情。虽然今天我是学了文史,可原来是想学科学的,我有一点科学知识,都是从他们的这两种杂志来的。王静安先生的文章就是印在《科学》杂志上,我过去曾经有过一本,现在是珍本了。

王静安先生说,中国历代发现的新学问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。他举的例子很多,最重要的是汉代的孔壁中经和西晋的汲冢竹书,都是地地道道的古书。这些古书发现之后,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,这种作用到今天还能看到。我们今天的新发现至少不比那个时候少吧?可是有一点,重要性差些,比如我们还没有发现《尚书》。张政烺先生总是说什么时候挖出《尚书》就好了。

现在的发现还没有《尚书》,可是至少从数量上说,比起古代一点不差,因此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。从70年代以来,屡屡有一些新的东西发现,这些发现使我们直接看到当时的书。我自己认为,对这些东西做全面和彻底的研究,恐怕不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做得到的。因为比如汲冢竹书,一直到清朝还有人研究,对古史研究作用很大。所以这一类新发现,它的影响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到。

对考古学的作用,我发表过一个谬论。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。这个距离,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。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,除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。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,那是另外一条途径。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,它是会被歪曲和变化的。不管有意无意,总会有些歪曲,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,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的遗存。现在我们有了机会,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,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。

古书的面貌和我们的想像是大不一样的,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。有时候我常常说,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感受去体会孔安国,或者束皙、荀勗这些人的重大成果。孔安国作隶古定,那时候他对战国文字毕竟不大懂,所以弄出很多问题来。当然他在某些点上比我们认识得更多,可是基本上他已不很了解,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已不认识繁体字。繁体字离开我们才多少年?社会上繁体字还存在。可当时社会上已没有古文流行,人们没有这种教养。

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古书是一种新的信息途径。它使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当时人的思想、学术,这个机会是前人没有的,因为至少两千年来很少有这样的机会。过去很多东西都糟蹋了,像王僧虔所见的所谓蝌蚪文《考工记》,结果根本没有传下来。还有傅奕本的《老子》提到,在徐州发现了项羽妾墓,墓里面发现了《老子》,可是没有人把它记下来,只是做了一点儿校勘,也不知道哪些是从项羽妾墓来的,是不是就是《汗简》里的《古老子》?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把新发现的这些书整理出来,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,发表出来。至于说,我们学术界要想充分吸取这些东西,得到它的影响,那还仅仅是尝试。当然,今天它已经起了很大作用。

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,在现已发现的这类材料里,我想今天大家最需要的有一种就是秦律和汉律。过去研究汉律,比如沈家本、程树德专门辑录汉律,他们钩稽汉律费了那么大劲,至于秦律简直不成条,所以程氏的书只叫《九朝律考》,不敢叫《十朝律考》。近年我们居然在云梦睡虎地和龙岗两次发现了秦律。秦律我们发表得还比较快。现在江陵张家山两批汉律竹简还没有发表,但可以告诉你们,材料好极了。我老劝人不要急于去讨论什么“隶臣妾”,最好稍微等一下。因为我们的材料太多了,如果你说错了的话,马上没法办。张家山简数量很大,第一批和云梦睡虎地的简差不多,总在1200枚左右。睡虎地随葬秦律的那个叫喜的人是个令史,他抄的那些律,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没有。随葬张家山第一批汉律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,但他的官职比睡虎地的官要高,他抄的律很多都是刑律。这批简给我最深的印象是《盗》《贼》二律,它的细致程度比起唐律并不逊色。它考虑的各种细节,比如杀入吧,涉及各种不同的情况, 各种不同的对象,以及亲属的关系等等,非常非常细。从这一点看,从汉朝到唐朝的发展不是很多。

另一个大家最关心的是马王堆帛书的《周易》,特别是《易传》。关于《易传》,我可以告诉大家,这个《易传》中的《系辞》比今本多出很大的一段,而这一段和今本《系辞》有同样的哲学意义,这当然极其不得了。

当然除这些,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发现,比如定县八角廊的西汉竹简《论语》,估计还保存有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五。另外还有《周易》,那是阜阳八角廊汉墓出的,是占卦用的,像《火珠林》这类玩意儿。

那么现在问题是我们发现这么多东西,现在看起来绝大多数是佚书,即使是今天还有传本的,也很不一样。比如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怎么会把《德经》放到《道经》前面?这个问题需要讨论。台湾一些学者的那个意见也不是没有—点道理,就是抄写时把上下篇给拿错了。当时是抄写上的错误,造成了一种暂时流行的本子。这我自己是不接受,但还是可以考虑。

古代学术史的再认识

以上所说,引起种种的问题。我认为,今天它对我们学术史研究的影响还不仅仅是这些发现的东西本身。我们看见《周易》经传这些东西,当然对研究《周易》有很大好处。我们看到《老子》,对研究老子很有用;看到《孙子》,对研究孙子很有用。但我以为更重要的一点,是这些出土的东西所显示的当时的学术面貌。这种面貌和我们过去的估计相当不一样,这件事是个大问题。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就是我们今天的学术史研究有一个改观的必要。

当然如何评价这个影响,今天我们还做不到。虽然我比在座的几位痴长几岁,但就连各位也不可能完全看到其结果。因为发现太多了,不断出现,必须深入研究到一定程度,才能看到其成果。可是有一点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的,就是学术史恐怕得重写,还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,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。在这一点上它是特别重要。今天已经可以认识到,过去我们的一些结论,受过去出现的思潮影响而认识到的学术史的面貌,现在看起来与事实有相当大的距离。

我说的思潮是什么呢?就是大家都深受影响的疑古思潮,下面我说说这方面的一些看法。

你们大概都看过我在《人文杂志》增刊上的一篇文章。这里我得做点儿说明,从小我就读过《古史辨》。小时候我有一次走到旧书摊上,买到一本《古史辨》第三册的上本,看过之后就着迷了,后来把整个《古史辨》都买来看。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,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,有很大进步意义,是要肯定的。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,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,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,当然很好。可是它也有副作用,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,它对古书搞了很多“冤假错案”。

从晚清而起的这股思潮不只是中国有,外国也存在,如日本的白鸟库吉,他不是写过《尧舜禹抹杀论》吗?在日本也成了名文。奇怪的是这篇东西在中国怎么没见过?我觉得现在应该翻译翻译了。西方如马伯乐,他写的东西也是这个作风,而且也是比较早的。晚清以来的看法为什么在中国会造成这种影响,还可以向上追溯到清代的学术史。

我一直认为清儒的学术是做出了巨大成绩的,可是,它有一个极不好的地方,在今天还有影响,就是它很讲门户。当然这一点,实际上晚明也有。晚明就有人开始讲门户,可是明末清初的一些大学者还是很博大。所谓“三大家”,甚至于像“四公子”这些人,不管他学什么,都是很博大。甚至一些较小的思想家,像江西的易堂九子,都很博大,还没有门户之见。但清朝自己的学术确立之后,特别讲门户,一点点讲,第一步是分汉、宋,首先就把宋学一脚给踢出去了。最初宋学的影响还是很大,像李光地这些人还是大受重视。可是后来汉学逐渐上升,汉、宋的门户就先分开来了。江藩的《汉学师承记》就是证据。分了汉宋之后,再分西汉、东汉,把今、古文分开了。然后在今、古文里还要分,越分越小,眼界越来越狭窄,看的书越来越少。这个分门户的办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辨伪。这个讲门户实在要不得。我觉得我们写学术史,一定不要这样。

有一点要指出的,就是在对古书的辨伪上,晚清的疑古思潮反而是继承宋学。宋人是开始辨伪的,在这一点上,它是完全继承了。宋明理学的一个特点,就是讲究直接读古书,不依靠汉唐注疏,这当然是好事。我常常说,他们对早期儒家的一些认识,在某些点上可能比汉代人认识的还正确些,因为他们直接读古书,不考虑后来的师说,可能有些地方是值得考虑的。不过这种倾向发展到末流;就变成了师心自用,特别是明朝一些人,简直是束书不观了。清人改变了这种风气,但门户之见在带来的副作用中是很重要的一点。

古书新证(甲骨金文)

我觉得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献,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是真伪与年代。在这方面,有两本书可以作为标志,一本就是50年代张心徵的那部《伪书通考》,各个图书馆都有这本书。(李零:国外汉学家也是必读此书。他们要用哪本书,总要先翻翻此书!)张心澂的书前面有一部分是讲方法论,举了多少条,代表他的辨伪方法。其影响之大,你别看余嘉锡先生那本书,也比不了。余先生的书,即《古书通例》,是上海出的。其实《古书通例》比张心澂写得好的多。第二部书就是郑良树的《续伪书通考》,不知大家看过没有?他也有讲方法论的部分,对比一下就知道,时代已经变了。做《续伪书通考》的这位郑良树先生现在香港中文大学,原来作过马来亚大学的中文系主任,是台大的早期毕业生。你看《续伪书通考》就可以知道,近二、三十年来,关于辨伪方面的认识已有很大的变化,这是很明显的。这里起很大作用的就是考古发现。这可以说明现在的学术界对疑古思潮既有所肯定,也有听扬弃。这点是对的,特别是我们从新发现来看,有些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。我想就古文字对文献的关系举几个例子。

我们先说说简帛书以外的。简牍帛书以外的东西对于古书也可以印证,如甲骨文。有一点我要说明,甲骨文所能表现的东西是有限的,不能认为甲骨文没有的东西商朝就不能有。这点是很重要的,例如有学者已经指出,甲骨卜辞的文体并非当时的唯一文体,这种说法很有意义,因为各个时代都有一些不同文体,今天仍然如此。比如报刊上的社论,外交用的文件,和日常写的书信绝对不能比拟。甲骨文只能刻那么很少的一点儿字,它的文体一定是力求简练,不能用很多虚词。至于当时的一篇文章,就一定不同,如《商书》的一些篇和《商颂》,与商代有关系还是完全可能的。董作宾先生写过一篇论文叫《王若曰考》, 文中引述了一版甲骨文,上刻有“王若曰:羌女……”等语。下面的“羌女”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,但最好的解释还是“羌,汝……”,这是对羌人的一种文告,意思是王这样说:羌,你如何如何,可见当时就有“诰”这样一种文体。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《商书》里的“王若曰”,还有“微子若曰”,并不是周人所拟作。

还有一个例子,现在很多人都说甲骨文里没有四季,我从来不这么看。当然甲骨文到今天还没有找到“夏”“冬”这两个字,可是这一点不等于说当时没有四季的观念。我们从常识来讲,也是这样。我这个人劳动下放去过好几回,农业还多少干过一点。我们知道,只要在华北这个地方住,是不可能没有四季观念的,这是很明显的道理。在甲骨文里有四方、四风,就是有四季,因为四方风的观念就是和四季紧紧地结合在一起。那些表示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名称,如“析”呀、“因”呀,就是这么来的,怎么能没有四季呢?其实过去于省吾先生在《甲骨文字释林》中已经接触到了。记四方风名的甲骨已经可以明确地证明四季的存在了。最近我还想写一篇文章,《山海经》讲四方风的地方,大家不太注意,就是它里面总是讲到“司日月之长短”。“司日月之长短”说明那个风和风来的方向是与四季有关。所以甲骨文里的很多东西也可以论证文献。胡厚宣先生是首先揭示四方风名的意义的,其贡献实在很大。

金文也是这样。金文也有局限,因为金文是铸在铜器上,它不可能把很多东西都记录下来,我们也不能说金文没有的东西当时就没有。金文与文献印证的地方很多,比如说我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《逸周书》的《祭公》,其中有些句子和金文完全一样,而且有些错字也能看出来了,如金文中常见的“(音li)龢”,《祭公》这篇文章里把它写成了“执和”。这样我们就知道,《祭公》一定是西周的作品。

还有一些铭文也是如此。前些时候我写了一篇小文章,是讲陕西出土的一件史惠鼎。那鼎不算什么;但它写着“日就月将”,这是出自《诗经》的《敬之》篇。《敬之》篇传说是周成王时作的,鼎作于西周晚期, 自然可以引用。还有中山王的铜器里引了后来收入《大戴礼记》的一段话,这段话可能出自栾武子,是春秋时期的。我们从中山王铭文还可以看出,当时中山国的人不仅学《诗》,还可能学了《左传》,都是儒家的作品。这些是甲骨金文,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简牍帛书。

古书新证(简牍帛书)

关于简牍帛书,我这些年有一些想法,可能对学术史的研究有一些作用。我认为最理想的是,用今天出土的这些材料设立几个定点,然后把其他的古书排进去。过去研究古书和古书的关系,比如哪个比哪个早,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推定,可是年代每每没有绝对的定点。比如假设有A、B、C三种书,A早于B,B早于C。按相对年代来说,你可以把它们放得早些,也可以放得晚些。你只要把A、B、C这三个点的顺序排对了,形成一个系列,就完了,很难知道它的绝对时间在哪儿。可是今天我们的考古学材料却可以提供中间的一些定点,只要把—个点定住了,A、B、C序列的时间就容易排定。当然这还需要很多的证据,现在也许还做不好,但至少可以先定几个点试试。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。

比如我到处做检讨的一个例子,是我关于信阳长台关楚简的说法。1956年的时候,信阳长台关1号大墓发掘出了两批竹简。竹简发表后,那个时候我年少气盛,喜欢抢时间,马上就写了篇短文,登在《光明日报》上。我说竹简中的一篇是儒家的作品,因为里面有“先王”“三代”和“周公”这些词,儒家气极浓。大家都承认我这个说法。这篇文章发表后,我就把它忘了,很长时间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后来到了“文革”期间,中山大学几位学者从中找出了几句话,在古书中有,是《墨子》的一条逸文,见于《太平御览》。过了些年,我再看这组竹简,特别是信阳长台关的报告出来,有了更好的释文,才发现不是原来我想的那么回事。既然是《墨子》佚文,这怎么还是儒家作品呢?后来查了一下就明白了,原来《墨子》里面也有“三代”“先王”“周公”,这些东西,一点不少。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,收入徐中舒先生的纪念论文集,说明这组简是《墨子》佚篇,其中有申徒狄与周公的对话。后来我看到李家浩写的一篇文章,他把“周公曰”后面的字读为“易”,说这就是“申徒狄”的“狄”字,这就完全证明了那段话是周公和申徒狄的对话。周公不是周公旦,恐怕应该是西周君,因为申徒狄是战国时候的人。这个《墨子》佚篇的确定是很重要的。长台关这座墓属于战国中期,佚篇类似于《墨子》书中一般认为特别晚的那些篇,如《贵义》《公孟》等。这些篇大都认为比较晚,肯定要比《墨子》前面学者认为是墨子自著的那些篇,如《明鬼》《节葬》,要晚得多。大家知道,墨子的卒年已经到周安王时,即战国中期之初了。墨子本人是到过楚国的,见过鲁阳公,因此这个地方流行墨家的作品,是很自然的。这也就是说,过去我们认为《墨子》书中很晚的一些篇,其实一点儿也不晚,顶多是墨子下一代人写的。我想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《墨子》的意义很大。还有《墨子》最后面的《城守》各篇,我们拿它跟秦简一对照,就知道那确实是秦人的东西,所以一定是墨学传到了秦国之后,在那个地方作的。特别是篇中有的地方是称“王”,有的地方还是称“公”,可见后者当时秦还没有称王,即在秦惠文王称王以前,这和上述佚篇的年代也差不远。因此我们对《墨子》各篇年代的估计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。

还有一个例子,就是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。出楚帛书的那个墓葬的年代是确定的,1973年,湖南省博物馆清理了那个墓葬,清理时又发现了一幅帛画。从陶器排队等方面看,它的年代一定是在战国中晚期之间,就是公元前300年左右。所以楚帛书的内涵在公元前300年一定有了,可不能比这个时候更晚。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定点。楚帛书是一种阴阳数术性质的书,在学术史上是很有价值的。楚帛书的内涵中有许多思想、文化的因素,既然楚帛书的年代定了,这些因素也绝不可能晚于公元前300年。从这里出发,便能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推论,有益于学术史的探讨研究。

反过来,也可以用文献的定点来推定出土材料的时代。最好的例子是《鹖冠子》。《鹖冠子》现在在海内外都是热门,最近我去美国,也谈了《鹖冠子》,见到一些研究这部古书的学者。《鹖冠子》的年代比较清楚,它的上、下限连二十年都没有。因为很明显的是,庞煖死的年代是已知的,书中称呼他作“庞子”,是庞煖学生的口吻, 另外有些地方还避秦始皇的讳,可见一定也经过秦代。仔细考虑,这部书的时代不出战国的最后几年到秦代的焚书以前。大家了解,要是不发现帛书《黄帝书》,那么《鹖冠子》就还是冤沉海底。《鹖冠子》从唐代柳宗元那儿就给否了,后来的人对柳宗元崇拜得很,所以很少有人肯定《鹖冠子》,以致到今天连个好的注本都没有。从版本说,《鹖冠子》就有两个明版,一个是明翻宋本,即《四部丛刊》影印的那个本子,还有一个就是《道藏》本。两个本子差别不大。至于注,最早是北宋陆佃注。所谓唐写本《鹖冠子》是假的。前不久,陈鼓应先生找我写篇小文,我就讲了《鹖冠子》的年代问题。那篇稿子写得比较粗糙,比较仓促,希望大家多给予批评。我举了几个例子,可以证明是《鹖冠子》引用在马王堆帛书中发现的《黄帝书》,《黄帝书》是早于《鹖冠子》的。特别是像“五正”这样的词也见于子弹库楚帛书,更能说明它的年代。

不管怎么说吧,我们的想法是现在出土的很多东西可以和传世的古籍相联系。像《鹖冠子》,虽然没有出土,但它和帛书《黄帝书》很像,可以说明《鹖冠子》确实是楚人作的,而且也比较早。像这些例子,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定点,可以作出很多的推论。而这些推出的结果,它的趋向是很明显的,就是和疑古思潮相反。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巨大的好处,就是使学术史变得丰富多了。因为过去很多书不能提,我就记不起有哪本哲学史的书提到过《鹖冠子》。这本过去所有人都不提的书,现在看来大有可谈,那里面包含着很多哲学概念,都很重要,所以我们一定要刮目相看。

上面我说学术史一定要重新写,其实不只是先秦的、汉代的,后来的也要重新写。关于后者,在这里我也要说几句。我们每一代人,在学术上、文化上要有所发展,就一定要扬弃前人那个时代的局限,这是不可避免的。不这样做,就不能发展。在文献学方面,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扬弃清人的门户之见,因为清人的缺点就在这里。如果你不排除他们的门户之见,一定做不出什么新的成果。有一点我印象最深。我最早看到帛书《周易》,首先注意的就是它的次序,就是所谓卦序。它和今本到底哪个更早呢?我自己认为,帛书《周易》是很晚的,因为它完全是按阴阳说排列,做法很像京氏易,只不过比较简单,没有京氏易那一套系统。它实际上是分宫的,即以下卦分宫,这比后来如《元包》之类好多了。我们参加整理的人都发现,按照帛书的卦序,也可以画出一种卦位图,这种图和宋人所说的先天卦非常类似,只有四隅卦差了九十度。为什么?那道理就是因为《说卦》中“天地定位”那几句话,帛书本与今本略有不同。如果是按照今本的样子,那就画出先天卦位来了。这样就可以看出来,尚秉和及近代那些搞汉易的人,如日本的铃木由太郎的《汉易研究》,他们指出在汉代已经有先天卦的观念,我觉得这是正确的。所以后人所谓“河图洛书”,宋代讲易学的那些基本的东西,不可能是宋人发明的。清朝人搞门户,特点就是好给人戴帽子。当时最大的帽子就是“二氏”, 他们考出宋人的卦图出于陈摶,这个帽子就套上了。陈摶不是老道吗?陈搏既然是老道,你当然就是背弃了儒家正宗。但是道教难道就不可以保存汉代的一些东西,甚至是先秦的东西吗?例如今天我们看见的《周易参同契》,里面保存的东西就是比较早的。汉易本以象数为本,后来王弼一扫象数,就把这些东西忘掉了。儒家的人忘了,但道教把它保存了,反而得到发展,为什么不可以呢?如果我们不讲门户,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平实的。

另外马王堆帛书《五行》,也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来。宋学的一些基本观念,过去很多人都认为先秦不会有,但现在在帛书里面都有。比如“理”呀、“性”呀,帛书里都讲到了。这也没有什么奇怪,宋学本来是以思孟之学为本,而《五行》正是思孟一派的作品。从现在发现的新材料出发,再去看传世各种文献,宋人所说曾参、子思、孟子的统系确是存在的。《五行》的作者,应该是这一派的后学。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,宋学有些地方是比较接近先秦的。

结语:走出“疑古”时代

刚才谈到宋学,也就是清人所划分的汉、宋的问题。其实,今、古的问题也是这样的。汉代当然有所谓今文经、古文经,问题是当时是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说,今文为一派,古文为一派,两派水火不相容呢?这是一个很值得重新审查的问题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前些时候写的一篇小文,实际上是一条札记,印在张岱年先生主编的《国学丛书》第一种《国学今论》里,题目叫做《〈今古学考〉与〈五经异义〉》。《今古学考》是清末今文经学大家廖平先生的名著,对康有为的经学有很大影响。平分今古是廖氏经学初变的宗旨,《今古学考》主要是依据东汉许慎的《五经异义》,把汉学严格分为今文、古文两派。这样的观点,已经成了经学史的常识。可是仔细覆按《五经异义》,发现很多地方与《今古学考》不合。许慎本人据《说文·叙》所说,“其称《易》孟氏、《书》孔氏、《诗》毛氏、《礼》《周官》、《春秋》左氏,《论语》《孝经》,皆古文也。”这里所说的《易》孟氏是孟喜之学,明明是今文,不是古文,可见许慎并不是专学古文的。他的《五经异义》,也是有时尊今文,有时尊古文,并没有门户之见。《今古学考》强把“孟氏”改成“费氏”,是没有理由的。这一类例子说明,在学术史上有许多带关键性的问题,今天是必须重新考虑了。

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,最后让我简单地归结一下。

冯友兰先生曾讲到一个“三阶段”说,即“信古——疑古——释古”。这个说法是不是他第一个提出的,还需要探讨。后来有学者认为,不如把“释古”改成“考古”。考古当然是非常重要的,我在前面已经谈了不少。这几天我正在写一篇纪念郭沫若先生百年诞辰的文章,也特别强调他倡导以考古探索古史的功绩。不过,当前大家说“考古”,基本上是指田野考古,其涵义恐怕不像“释古”那么宽广。我想说的是,咱们今天的学术界,有些地方还没有从“疑古”的阶段脱离出来,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。在现在的条件下,我看走出“疑古”的时代,不但是必要的,而且也是可能的了。

我们要讲理论,也要讲方法。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,这是“疑古”时代所不能做到的。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,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、文化研究的新局面,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。在座的各位,都对中国文明的许多方面有深入的研究,开拓这种研究新局面的重要性,就用不着我再来多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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